黑手那卡西樂隊2007年的演出,左一為王明惠 |
我在緬甸密支那出生,祖籍是廣東台山,至今仍然用台山話跟住在澳門的母親交談。家裡排行第二的我跟哥哥則是用雲南語溝通(因為緬甸密支那華語學校教的中文是用雲南話發音的)。至於和兩個妹妹、弟弟則是講廣東話(他們在澳門住了十多年,學中文用粵語)。
我大概是在中學之後離開緬甸的,當時香港已經不發給外僑居留的身分了,所以我們有一批緬僑就轉往澳門定居,我當時常常進出廣州做一些跑單幫的工作。當時,大陸的市況還是不比自由世界繁華,但經濟的起飛其實已經是可以感受到的了。我主要是帶手錶這些好帶的商品進去廣州賣給需要的人,價格非常的好,都是以倍數在賺的。有些人則會帶一些收音機等等好帶的小家電去兜售,需求非常的大,銷路都不錯,當時就感覺到大陸的經濟正在改變。不過,做生意難免遇到一些當地的威脅,不管是來自黑白兩道,久而久之就沒再繼續作跑單幫的工作了。
民國七十年我是持觀光入境証申請居留台灣的,當時台灣的國籍管理還處於比較鬆散、有求必應的階段(現在就跟當時的香港一樣不可能隨便申請國籍了),之後就住下來了(其實之前就有來過台灣,但都是來台灣玩)。目前一家四口(兩個女兒)說國語,偶爾也講台語(因為老婆是金門人)。定居在中和南勢角、華新街這一帶。
八十一年我進入台北市停車管理處工作,擔任管理員,之前我則是跑了十年的計程車。我開始從事工會運動、支援社會運動的起點是民國八十六年在勞工陣線的協助下,我們停車管理員成立了產業公會(當時的法令規定行政機關不能組織工會)。當時只是好奇工會在幹什麼? 結果竟通過選舉,我誤打誤撞當上了工會幹部。
民國九十年,台北市政府車管理處藉實施二週八十四工時案,降低員工的勞動條件(由每日工作七小時延至八小時半)。結果暴發停車處員工包圍停管處,最後由交通局長出面公開承諾原勞動條件不變收場。之後因休假、工資案我們也多次包圍市政府。(這是我第一次體驗到,透過群眾運動改變政府的政策與制度,原來是這樣的)。
九十年那一年,其實我也加入了黑手那卡西樂隊,這是一支工人組成的樂隊 。說實在以前只會用拉布條喊口號方式來搞工人運動,之後就跟著黑手到國內外、街頭、公園、社區、校園說說唱唱,敲敲打打,更從關心勞工議題上升到關懷社會弱勢議題。而我在這個過程中才了解到,原來文化行動、文藝鬥爭是這樣的。
歷經了十多年與官僚的激烈交手,身心累了,101年7月自職場退下來(其實是被逼退、趕走的),現在參加新中和社大公民新聞社,開始我公民記者的新生涯。
八十一年我進入台北市停車管理處工作,擔任管理員,之前我則是跑了十年的計程車。我開始從事工會運動、支援社會運動的起點是民國八十六年在勞工陣線的協助下,我們停車管理員成立了產業公會(當時的法令規定行政機關不能組織工會)。當時只是好奇工會在幹什麼? 結果竟通過選舉,我誤打誤撞當上了工會幹部。
民國九十年,台北市政府車管理處藉實施二週八十四工時案,降低員工的勞動條件(由每日工作七小時延至八小時半)。結果暴發停車處員工包圍停管處,最後由交通局長出面公開承諾原勞動條件不變收場。之後因休假、工資案我們也多次包圍市政府。(這是我第一次體驗到,透過群眾運動改變政府的政策與制度,原來是這樣的)。
九十年那一年,其實我也加入了黑手那卡西樂隊,這是一支工人組成的樂隊 。說實在以前只會用拉布條喊口號方式來搞工人運動,之後就跟著黑手到國內外、街頭、公園、社區、校園說說唱唱,敲敲打打,更從關心勞工議題上升到關懷社會弱勢議題。而我在這個過程中才了解到,原來文化行動、文藝鬥爭是這樣的。
歷經了十多年與官僚的激烈交手,身心累了,101年7月自職場退下來(其實是被逼退、趕走的),現在參加新中和社大公民新聞社,開始我公民記者的新生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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